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

    10月2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1

    1 《周恩来年谱》，页192。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绪。

    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份，肩负加强中共中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年底抵达江西苏区的。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后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年11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团要犯”，彼等发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称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对“肃ab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1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尖锐。

    1931年2月4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是“ab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2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着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

    1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 639－42。

    2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1

    1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311。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月19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上。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间，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

    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

    3、“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

    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

    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1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2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入了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3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4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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