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可被疑为ab团。”2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3

    1《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2《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3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然而，在“肃ab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

    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三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周恩来等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年3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

    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1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2

    1《周恩来年谱》，页212。

    2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8－59。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时已深深地卷入到“肃ab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12月5日苏区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的。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从闽西进入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而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1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2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肃ab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年4月4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3中共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4

    1《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2《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年2月19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6。

    3《周恩来年谱》，页209。

    4《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中共中央的4月4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31年夏，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在批评“肃ab团”问题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同时，周恩来也对闽西的“肃社民党”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批评。

    1931年9月中旬前后，由周恩来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送达闽西。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党在闽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对闽西肃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社党分子）既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以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份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最圆满的回答。1

    1《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349。

    周恩来在肃反问题上的这种新态度，为他在抵达苏区后对恶性肃反进行紧急纠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然而，在当时像周恩来这样有灵活眼光的苏区领导人少之又少。闽粤赣党的最高负责人邓发就缺少周恩来的学养和眼光，他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

    1930年12月，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选的中央委员邓发到达闽西的龙岩，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从隶属关系上，邓发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但由于当时闽西与赣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闽西才与赣南苏区打通，连成一片），邓发实际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权。邓发抵闽西后，即和当地干部邓子恢、张鼎丞、林一株、罗寿春等组成了新的党与苏维埃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起闽西苏区的工作。

    邓发和项英都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强苏区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的。项英在前往赣西南的途中路经龙岩，曾与先期抵达的邓发见面。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

    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一时颇看不惯在农村根据地中盛行的“流氓现象”和“流氓作风”。当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当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部份指战员在大会上呼错口号的事件发生后（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

    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1931年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开了闽西苏区肃反大恐怖的帷幕，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结果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份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1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消灭。被害者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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