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156——164。

    2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被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的《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

    3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年1月3日23：2o华语广播。

    4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315。

    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1

    四、援救西路军。1937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济准备进入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2

    1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年留苏纪事》，载《革命史资料》第1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39。

    2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42—143。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

    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领导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入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1931至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1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2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份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进行斗争。3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年3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4

    1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2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3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4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2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1933年1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济政策。1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2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3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

    1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2—223。

    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170。

    3据1934至1935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年），页269。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1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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