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3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4在共产国际复电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年10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1《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227。

    2《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257。

    3《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84。

    4《周恩来年谱》，页262。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1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2

    1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5。

    2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8月7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

    纵观王明在1931—1935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系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四 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份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1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2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3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1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2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3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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