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_分节阅读 17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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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军需”在兵工厂附近设置妓院。这就是后来“慰安妇”的雏形。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他们在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同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此后,日军大本营以“防谍、防性病、减少*事件”为借口,建立了日军专用的“随军慰安所”。其实是将朝鲜、中国妇女作为日本兵“性发泄的工具”。让那些久别家乡、在天皇体制淫威下积蓄着抑郁和苦闷的士兵,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发泄,以维持其侵略统治。因为慰安妇决不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性买卖关系,而是日军残酷*、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所以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5)

    无知的日本姑娘(5)

    据日本媒体转引自韩国的报纸报道:“当年被抓到中国战场去的韩国从军慰安妇有2000多人。”这个数字和侵华日军几百万人的数字相比较,是个怎样的“慰安”比例?我问野崎,她答不上来,感到茫然。我对野崎说从军慰安妇的情况,侵华日军肯定会向日本军部大本营报告。日本国至今存有日本旧军部留下的大量档案。如果日本真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应该公开这些已封存50多年的旧政府档案,特别是关于“慰安妇”的档案。美国政府规定30年前的政府档案可以公开查阅。德国早就公开发表纳粹德国的旧档案。甚至连前苏联的档案,也已开始公开。日本国既然强调民众有“知的权利”,为什么不敢公开旧陆军部档案呢?

    8-22  1939年5月在汉口被日本兵俘获的中国军队护士。后被强迫充军为随军慰安妇,备受凌辱。

    8-23  1937年日军在南京凌辱我国少女。日本教科书中把“慰安妇”解释成“商业行为”,是“给了钱的”。因此,许多日本青年不了解历史的真相。

    据日本陆军第一复员省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动员史》记载,1945年战败前,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先后有423万陆军分布在中国从东北到海南岛的漫长战线上。日本学者秦郁彦曾发表论文,说中国战场有被日本军抢夺、俘虏、诱骗及征用的*共10万人。按中国学者苏智良的调查统计,仅中国战场就有约20万慰安妇,其中还不包括被日军奸淫的妇女。那423万侵华日军和10万或者20万“慰安妇”,这是怎样一种凌辱关系呢?我向野崎引用了苏智良学者的原文:“慰安妇每天接待30至50个日军士兵是很平常的。繁忙的时候,每间房前都排了数百人长队。有个中国慰安妇6小时内接待了76个士兵,最后她连站都站不住了。还有的一天内,竟接待了100个士兵。大部分慰安妇被糟蹋后,发生体质变异,出现便秘,*膨胀,乳房剧痛,蔓延性病、疟疾等。在中国慰安妇里,母女、姐妹、姑嫂同受蹂躏者并非罕见……日军还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体衰弱、无力服务的慰安妇杀死毁尸。敢于反抗的慰安妇无一例外地被日军枪杀。慰安妇最绝望的反抗,就是自杀。”

    日本著名记者千田夏光在《从军慰安妇》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1938年前,上海地区的日军已达30万人,纪律极为败坏。正如日军大尉宫本所言,他们*中国妇女,“如同在两次战斗间隙中抓紧时间大小便一样。”为预防性病,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从日本本土召慰安妇并建立军队直辖的慰安妇管理所。于是,1938年1月2日晚8时,一艘运输船运来了1041名慰安妇,其中有日本女子,也有朝鲜女子;有自愿来的,有被欺骗的,也有被强迫的。前往码头接应的人,臂上缠着“第11兵站司令部”的白布红字袖章。随即所有慰安妇被卡车运到沙径小学校作身体检查。为了掩人耳目和让日本兵感到亲切,朝鲜女子也穿上和服。后来一些慰安妇随军迁往中国内地,日军就掳掠中国女子作补充。

    野崎听了,深表同情:“我原以为慰安妇就是*,没想到她们受到这么残酷、这么非人道的待遇。”

    我告诉野崎:“慰安妇这一词,译成中文叫‘安慰女’这是日本人编造出来的一种美丽头衔。表面上看,它可以和内阁xx大臣、xx经理、xx艺术家、xx漫才师一样在*、人道、公平的旗帜下平起平坐了,听着比‘公关小姐’一词还让人感到充满人情味道。其实,‘慰安妇’是给被欺辱妇女披上的一件美丽外衣。*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合法的,而且你们日本的●山静六官房长官还说:‘慰安妇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年纪大的人都不足为奇,当时有公娼制度,战时还多给钱。’殊不知慰安妇要忍受多么大的灾难呀,她们所经受的苦难和今天的日本*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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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知的日本姑娘(6)

    无知的日本姑娘(6)

    我对野崎说:尽管“慰安妇”是日本国给原侵华日军兽行披上的一件合法外衣,但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还不满意,他大放厥词,认为教科书中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述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是对日本国民精神上的虐待。他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删除教科书中这方面的记述,彻底改革日本的历史教育。藤冈给世界人民画了一幅侵华日军既不杀人、又不放火、也不*妇女、连“从军慰安妇”都不屑一顾的好人形象。这位学者的良心何在?

    四

    日本是一个多媒体的*国家,说什么都可以。得到各种信息的人,也是自己去分析和判断。但日本人多数不关心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事。像野崎这样知道一就想了解二的人,还真不多。野崎问我:“电视上说给了菲律宾三位老人‘民间补偿金’,关于慰安妇的赔偿情况你了解吗?”

    我告诉她:“慰安妇”一事曝光后,它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大丑闻。来自日本内地、朝鲜半岛、菲律宾等方面的起诉、控告,迅速增加。这一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谴责。人们一致要求日本政府承受法律制裁,向慰安妇谢罪、赔偿,恢复她们的名誉和做人的尊严。

    在整理出的大量历史资料面前,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旧日军当局曾设置过“慰安所”的事实。但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把责任推到“民间业者”身上,只接受道德上的谴责,不承担法律责任。1995年6月14日,日本政府制定出了“民间补偿、医疗福利、反省道歉、整理历史资料”四项原则,设立了官导民办的“国民基金”,并于1996年8月14日,不顾各国、各界抗议,急忙支付给菲律宾三位老人“民间补偿金”。这是日本政府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想出的缓冲之计。

    我给野崎一份我自己存留的剪报,以说明日本政府把慰安妇问题的责任,推卸给“民间业者”的做法是妄图掩人耳目,其实却欲盖弥彰。82岁的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1996年12月27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

    “关于慰安妇的事情,我们从军老兵或多或少对实情都有所见闻。作为对象的女性,怎么才能把她们送到前线去呢?那些雇用她们的妓院业主,怎么才能冒着枪林弹雨把她们拉到中国前线去呢?即使用一辆卡车,没有军方的命令,那些妓院老板敢用吗?军方的基本方针,不是不言自明吗?下一代无知为无罪,但是连教育青年的勇气都没有,这才是今天大人的罪过。”

    有一个星期天,我给野崎带去一篇在日本办的中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跨海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为了让她看得懂,我把它译成了日语。

    文章写道:

    进入8月,日本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就开始过敏紧张。他们生怕世界上有谁提起51年前结束的那场充满罪恶的侵略战争。他们更担心有受害国的受害者来向日本国民讲述那段历史事实,并认真地清算历史的责任。

    来自中国大陆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原名刘春莲)恰在1996年8月9日至12日先后在日本京都、东京、大阪、津市、神户、●山等地,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摧残她及千万中国妇女的罪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谢罪。

    这是万爱花第二次访问日本。第一次是在1992年12月,她与南韩、北朝鲜、菲律宾、台湾、荷兰的二次大战受害妇女代表一同登上国际讲坛,控诉日军当年暴行,使“中国慰安妇问题”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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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知的日本姑娘(7)

    无知的日本姑娘(7)

    万爱花这一次是应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和日本追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绑架中国劳工反思会等组织邀请赴日控诉的。各地听众共计1500余人。

    从1986年开始,铭心会等日本各反战组织每年选取日本侵略战争中典型事件作为*主题,从战争受害国请来证人教育国民。今年夏天在全国各地就举行了67场被害者证言大会。8月15日在大阪*上发言的,还有来自韩国的战争受害妇女代表。

    万爱花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因家穷被卖到山西省盂县当童养媳。1943年,14岁的万爱花被驻盂县的日军捉去三次,在累计100天的时间里惨遭众多日本兵*虐待,最后在昏迷中赤身*地被日军抛进冰河。万爱花幸被一老人救起,卧床三载,体形巨变,身高由一米六几萎缩到一米四七。从此不婚不育,孤苦一人至今。

    万爱花对“慰安妇”这一称呼极为反感。不少中国人及日本人也认为这一称呼的涵义不妥。陪同万爱花赴日的山西省外事官何清说:“慰安妇”掩饰了侵略军的罪恶,中国人不能接受。“*隶”一词也不妥,因为受害人受到的不是一般的性压迫。正式称呼可以是“遭日本侵略军性暴力虐待的受害妇女”。

    何清还向日本听众介绍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影响至深,受害妇女虽然无辜,但一旦失贞则极难被社会甚至家人原谅和接受。何清的发言,使日本公众对万爱花控诉的勇气有更深的理解。

    大会最后一项内容是配乐长诗朗诵“被践踏的花,你安息吧”。全场安静,灯光暗转,气氛肃穆。那伴随音乐和朗诵的万爱花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每一个在场人的心灵。

    神户女学院大学日本近代史讲师佐治教典是追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执委会副委员长。他说:“万大娘的证言,是11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听韩国受害者代表证言,日本听众抬着头,聚精会神;而听中国万大娘证言时,听众全低着头,擦着眼泪。万大娘的证言将对日本公众保持长久的影响。”

    我的译文让野崎长长的睫毛上挂上了泪珠。

    我说万大妈还会第三次来日本,到时我们一起去听她的报告。她点头答应。

    “我想把你的译文给同学看,成吗?”她小声问我。我说,译了就是送给你的,我电脑里已经存上了。

    经野崎介绍,后来我又认识了她的几位同学,并在图书馆里回答了她们关于“卢沟桥”和“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提问。

    我感到回答日本学生提问,必须有理有据。表面上看她们像无知的日本小姑娘,其实不然。比方,野崎的一个同学一定要我拿出关于卢沟桥谁开第一枪的历史资料,她那里早就引经据典等着“说服”我呢。我告诉她们:“谁开的第一枪都不要紧,关键的地方是:你们日本军队到我们中国干嘛去了?”

    几个日本姑娘手捧几大本日本历史书,面面相觑。

    野崎有个同学对我说:“我们日本的图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不准确的依据是:‘当时,南京市在籍人口才不到40万人’。”

    这个学生的提问,正是我潜心研究了多年的课题。我回答她:在籍人口,指的是60年前南京城区内有户籍的人口。而南京城区外郊区的农民在60年前就没有户籍。如果把城郊人口都加在一起有80万人以上。这是其一。

    其二,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后,每天有数千到一万难民涌入南京城内,当时的《中央日报》每天都有这方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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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知的日本姑娘(8)

    无知的日本姑娘(8)

    其三,当时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领南京守军10万之众,表示要破釜沉舟,与日军拼死一战。唐司令保卫南京的决心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而且唐生智卫戍司令又命令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轮渡撤掉,断了百姓及军人由南京北渡撤退的可能。1937年12月5日日军到达南京守军外围防线附近时,南京市共有人口近90万之众。这是南京《中央日报》上都有记载,有据可查的史实。日本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拿60年前南京城人口统计不健全的情况,开脱日军罪行,这本身就是又一次犯罪行为。

    其四,我在日本图书馆查1937年以前的日本中学地理、历史教科书及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的书中都明白地写着:“上海市人口180万、苏州市人口50万、南京市人口90万,杭州人口60万……

    ”怎么一说日本军在南京犯下滔天罪恶时,某些日本学者就置事实于不顾,把自己老家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都给篡改了呢?

    我答应野崎和她的同学们,回国后一定写出《1937年12月5日前的南京城人口》的论文,不但要在日本发表,还将寄给她们每人一份。

    五

    和野崎接触时间长了,我就不断向她发出信息:我想见见她爷爷,而野崎的爷爷也说想会会我。于是就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见面了。

    野崎的爷爷居住在东京北区的一个住宅楼群内。没有自己的小洋楼、居住在住宅楼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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