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去提呢？我只敢和一个老同学说。他也是少尉，也厌战，由于没地方诉说，心情压抑，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自杀了。我至今都为他感到惋惜。今天，日本的电视、电影、小说、杂志、摄影、绘画，都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为什么挨炸却很少有人研究。日本向何处去，正是我感到心情郁闷的原因之一。”
我对藤井说：“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现在把先进技术推向世界，汽车、照相机、家用电器不断更新，甚至每天、每个月都有新产品问世。为什么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问题，始终弄不明白呢？”
藤井说：目前在日本上空笼罩着这么一种气氛，就是不承认错误。5年前长崎市市长说：“天皇应该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为此，日本的右翼流氓团体给了他一枪。1960年，政治家浅沼稻次郎先生由于发表热爱中国的演说，回国后就被暴徒杀害了。这种气氛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比方50多年前的德国，就不能发表不同政见，发表了，就要被希特勒干掉。但现在的德国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说“屠杀犹太人是捏造”，那就是犯罪行为，要判6至18个月的徒刑。据日本电台广播，德国7名警官因最近在纽伦堡举行的一次庆祝活动中行纳粹举手礼，被巴伐利亚内政部宣布停职。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耳环、鼻环、舌环（3）
耳环、鼻环、舌环（3）
这7名警官把庆祝活动时拍摄的胶卷，送到照片扩印店冲洗。工作人员发现照片中他们身着警服，却行着纳粹举手礼，便报告了当地的刑警局。这7名警官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属于巴伐利亚州“支援行动小组”，曾参加过右翼示威活动。据交代，他们当时只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模仿了卓别林在电影《大*者》中的镜头。但有人说，他们当时还唱了纳粹歌曲。巴伐利亚州内政部，正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内政部一位发言人说，如果情况属实，这几名警官有可能被开除。而在我们日本，现在都能找到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标语车，它像幽灵一样每天在东京大街上游荡。
藤井的老手在桌上画着圈，仿佛那幽灵似的标语车在他手下行驶着。
我问藤井这种“装不知道”、“搞不清楚”，还要持续多久？藤井想了想说：“至少还需要20年的时间。虽然村山首相在‘八?一五’时承认了错误，谢了罪；但很有意思，他只代表他自己。所以村山的讲话让英国、澳洲的老兵们耿耿于怀。韩国也不满，你们中国对村山的讲话反应不太强烈。”
“20年？”我几乎不能相信，“为什么还需要这么长时间？”
藤井想了想，说出三条理由：“那时我们这些原日本军人都死了，亚洲各国抵抗过日军的老军人们、所谓的慰安妇们、战争赔款等实际问题，都将成为字典里的名词和历史书中的记载了；二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变化；三是日本国民的思想将逐步和世界接轨。”
藤井喝了一口酒，夹了点菜吃，继续说下去：“中国人和韩国人对今天日本政界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呀，传播媒介不断把信息传过来。我们在中国打过仗，我们深深知道这种不满的力量。我了解中国人。我们部队在黄河边上驻防时看见过村民之间的械斗。原因是黄河年年泛滥改道，这个村庄的村民说那片田地不是邻村的，邻村村民说那地祖祖辈辈都是我们的，于是就抡起农具打起来。最后双方一起抬着死伤者去县政府说理，我们日本兵出于好奇也去观看。双方年长者都站出来，不要赔款，只要政府评个‘理儿’。这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从这件村事，看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事也是一样。不管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的人民政府，还是今天*的政府，他们都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关键在于日本政府对当年派兵去中国侵略要表示一个态度，也就是中国村民间械斗时要评出的那个‘理儿’。这个‘理儿’的问题解决了，日中关系才可能健康地发展。你认为我对中国人是不是很了解呢？”他问我。
二
我给藤井看一份剪报，表示对他关于中国农民械斗要评出“理儿”的高论的赞赏。
文章剪自1995年8月的日本《春秋评论》杂志，标题为“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深深地蕴藏在日本民众心中”，副标题为：“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藤井看完剪报后，感慨万千。他说：“半个世纪前，我在黄河边看村民械斗，知道中国人轻生、重理。自以为这一发现是我对中华民族的深刻理解，没想到还有人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刻。大江，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的文章全文如下：
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深深地蕴藏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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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4）
耳环、鼻环、舌环（4）
民众心中——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
1960年6月，北京，我和毛泽东对面而坐。在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所经过的院子里，玉兰花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在漆黑的午夜显得格外洁白。这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景色。
毛泽东只谈与他著作中的语录有关的事情，此事只有当时25岁的我知道，而他最热情的读者却不知道。周恩来坐在他旁边，面朝毛泽东。毛泽东不停地吸烟，每当他把手伸向听装“熊猫”牌香烟时，周恩来就轻轻地把烟推开一点。
午夜进行的这次谈话旨在鼓励我们这些作为正在同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的代表——尽管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代表值得怀疑——从东京来的作家。访问期间，我们这些单纯的客人，每天都围坐在摆满食品的桌旁，不知道那是革命以来出现的最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年。我们还访问了南京郊外的一个人民公社，听一位老人讲述，他是怎样藏在一大堆被日军屠杀的农民尸体中才保住了性命，他身上还带着当年的创伤。
假如我直接面对中国人，不是在毛泽东的会客室，也不是在文化官员带领下参观的人民公社，而是在一个被日军铁蹄踏平的村庄，那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入侵中国的不光有军队，大批平民也去过那个大陆，梦想开创新的生活。日本战败之后，其中的许多人回国时遗弃了自己的孩子。这些不幸的孩子有的被中国农民收养，活了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些人。
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经历，他们一代又一代转述的故事也绝不可能被人淡忘。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朝鲜、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还要考虑到像荷兰人那样的欧洲人在其亚洲前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都超过美国人在突袭珍珠港中所受到的损害。日本政府所希望的那种忘却怎么可能实现呢？
今年初，我同诗人金芝河及韩国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汉城参加一个会议。我在那里表示，尽管日本人还没有完成对全体朝鲜人民的赔偿，但希望为建设两国人民共同的未来作出某种努力。韩国人的回答是，他们承认，有些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但是他们永远只占少数。
会议结束之后，我作为一名日本小说家，得到了一个向汉城市民发表讲演的难得的机会。我的讲演结束后，听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欢迎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给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我们仍然持这种态度。我们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批评那次轰炸。如果你们不肯给‘慰安妇’以赔偿，从何谈起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
大韩民国和日本公民举行这种对话的机会十分有限，日本和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举行对话的机会更少。中国和日本公民几乎没有机会直接交谈。中国人拒绝举行对话在意料之中，但是在日本人民复杂、执拗的思想中，也能看到某种拒绝对话的态度。
日本知识分子觉得，日本对中国人的赔偿还没有完成。他们觉得，日本没有再次作出努力，对日本同其邻国实现真正的和解施加影响。
我无意贬低自愿在亚洲各国工作的日本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作出的努力，但是，即使是这些令人尊敬的日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受害者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是不能通过道义上的奉献来治愈的。
日本要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而不是一支新的同西方抗衡的经济力量，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听到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提供赔偿。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得到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赞同，但是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业领导人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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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5）
耳环、鼻环、舌环（5）
但是，一个75岁的老妇人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感情。她丈夫在他们结婚10个月后离开了她，开赴曾发生一些最激烈战斗的缅甸，当时她已怀孕。她的房子和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次空袭。她投书一家报纸，信中说：“阵亡者家属联合会和国会中的反对派组织说，‘这是日本打的一场自卫战’。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侵略者，这就是说，阵亡者死得毫无意义。但是，军国主义者却使我们的丈夫相信，他们是为天皇而死，为国捐躯。他们是在不知道进行侵略的情况下被赶到战场上去的。政府承认侵略，我们的丈夫就是牺牲品。”
我的残疾儿子每遇到新的困难，我的家人和我都热心地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历史中，特别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
不进行这种康复治疗，我们就永远不能改变我们对邻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能消除我们的关系不实在的感觉。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转变，而是因为我发现，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又深深地蕴藏在老百姓心中。
藤井说：“大江健三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实在是了不起。我们日本兵都知道朱、毛、周，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指挥官。他们所领导的军队和游击队在中国战场上抵抗力最强。1960年8月，敌视中国的岸内阁倒台，池田内阁诞生，双方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共同声明》。那一天，我在日本报纸上见到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照片。1972年9月29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签署了共同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在一家大商场里，我在电视里又看见了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事隔多年，我在有关中国的图像中又见到了中国军队官兵。中国军队强大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当时，我这个侵华日军老军人这么想。”
聊得太晚了，藤井建议我住在他家。躺下了，才发现墙上的大照片，那是他阵亡的哥哥。我不乐意在他哥哥虎视眈眈下睡觉，于是坚持回去。我们约定每星期四晚上来聊夭。
日本是个雨国，东京又是个不夜城。夜晚，东京的灯火和天上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马路上煞是璀璨繁华。藤井送我一程又一程，我们一路走一路聊。迎面遇见一群20岁上下、染红头发、挂鼻环和耳环的人。不仔细看认不清是男是女。
我对藤井说：“我们中国南方的水牛和北方的黄牛鼻子上才有环呢。你看那些青年，他们为什么在鼻子上挂环呢？不影响呼吸吗？而且耳朵上挂了7个环，打起架来多危险呀。”
藤井说：“你真是乡下人。我孙子带一个朋友来，他舌头上有环，*上有环，连肚脐眼上都挂环，这叫时髦。”
我说：“舌头上有环，吃面条时不碍事吗？”
藤井感慨地说：“他们的年龄和我死去的兄弟差不多。我哥哥作为当时的侵华日军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中国打仗，而这些孩子们不了解半个世纪前的日本国历史，不了解军人执政时的日本社会状况。如今的青年只知享受，他们不希望了解那些与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情，连当今总理大臣是谁都说不清楚。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耳环、鼻环、舌环（6）
耳环、鼻环、舌环（6）
“如今的青年，已经没有老一代日本人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那是很危险的。”
我对藤井说，你总说日本青年不好，我却发现他们身上许多好的东西，值得中国青年学习。而今天的中国青年才让人担心呢。我每天听国内的短波，据报道：在厦门街头和旅游点不时看到一些头戴日本皇军军帽的中国青少年招摇过市。那里到处可见出售这种“皇军帽”的摊点。厦门市有关部门查缴“皇军帽”行动开始至今，共收缴近三万余顶。这些“皇军帽”均由当地几个中国企业制作。另外，北京市中小学门口有人兜售纳粹胸章，上海有多家书店一直在公开出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藤井听了大惊失色。他停住脚步，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说：“不要瞎说，你已经多年没回国了，国内的情况怎么能知道呢？再说，当年我们日军打到厦门，大概是1938年5月。我们日本兵曾在那里烧杀抢掠，中国青年怎么还喜欢我们的‘皇军帽’？你可不要造谣哇。”
我说：“东京图书馆里有《人民日报》，你去翻翻报纸，还有这个报道呢。用不用我把报纸复印后再翻译给你看看呢？”
藤井说：“我想看，我特别想看，就是看不懂。我常去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中文《人民日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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